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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图记忆(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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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4-5-5 17:03:05 |显示全部楼层
本帖最后由 茶画 于 2014-5-5 17:36 编辑

缩微人生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——访周湘媛女士

    编者按:如果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勤勉执着的精神,许多尝试,也许会以遗憾收场。她在技术岗位上摸索耕耘几十年,缩微了岁月,丰富了人生,给我们留下了一幕幕励志的背影。
    人物简介:周湘媛,女,1974年进馆,2005年退休,在馆工作31年。先后在我馆复印、拍照和缩微业务岗位工作多年,参与并见证了我馆设备现代化和缩微业务发展的历程。
    采访人/徐志 刘海迪         文字整理/徐志

    我是1974年进馆,2005年退休,在湖南图书馆工作31年。来馆之前我在省展览馆工作,那时候我们是解放军招进去当解说员的。1974年,我们一批60多人被分到各个单位,其中30多个留在了文化系统,我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    后来解放军让我们走“五七道路”【1】,听从毛主席的教导,要求每个解说员学一门专长。我有幸被安排进了暗房,搞照相那些工作,期间碰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。
    那时候省展览馆隶属于省文化厅,省图书馆也隶属文化厅。杨东的母亲那时候在图书馆搞人事工作,我们有两个年长的同志在1971年到了图书馆,通过他们的介绍,就把我们5个女同志也从展览馆调到图书馆来了。由于之前我是在展览馆搞照相、复制之类的事情,1974年下半年被调到省图书馆来之后,发现这边复制设备和照相设备都没有,就觉得很懊恼,无法安心工作。
    那时候我到处跑,找省计委、省外贸,就是联系设备采购的事情。1975年,湖南省的第一台进口复印机被我们争取到了,花了3万多块钱,在当时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。这是湖南图书馆进入设备现代化的第一步,这个进口复印机就由我来操作。
   
    一赴天津遭遇地震
    天津图书馆在我们之前有了一台,1976年我们约了去天津图书馆学习操作技术,那时候我的孩子还不到半岁。当时馆里安排肖庆元老师跟我一起去,正好碰上了1976年7月28号的唐山大地震。
    肖庆元老师是长沙人,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,曾经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。文化革命期间下放到了湖南,被调到图书馆工作,他外语很好,所以那时候就让他陪着我。当时我们都属于科技部,科技部办公地在第一师范的山顶上,我们就是在那上班。
    我俩是7月30号出发,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消息,就坐火车到了北京。当时,北京一片萧条,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那个有名的地方,屋顶墙壁都震掉了一块。到处没有人,都在躲灾。
    当时是夏天,热得要命,肖庆元老师在北京的老同事熟人都是住帐篷,住了一两个晚上的样子,我们就赶紧坐火车回到了长沙,这次出行,我们是无功而返。回来之后,我们还是继续跑设备的事情。当时进口设备要通过外贸到广交会去定,先要申请外汇指标,由省计委批外汇额度,获得立项批准后,还要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论证,看图书馆需不需要这个科技设备,是给科委还是给图书馆。跑申请手续的事情,都是我负责,经过很多波折,最后我们总算进口到了这台设备。

    二赴天津无功而返
    1976年9月,毛主席去世,10月份“四人帮”垮台,10月5号的时候,全国大游行。这时的气氛比较好,我们又跟天津馆联系了,想去看一看,学习学习。这次我们去北京,托了肖老师的关系,住在国务院的招待所。
我睡在一个小房间,一个高低铺,双人的那种。一个床,然后那个房子只能开一个窗,也没桌子,什么都没有,招待所一个很小的房间。睡在那里“晃荡晃荡”,像坐火车一样,我睁开眼睛一开,那个电灯泡都在摇晃,我说“哎哟,又地震了,不要紧,我这房子是平房,我还有个床铺,上面还有个顶,可以保护我,我就睡在那里不动了。其他住宿的人都跑出来了,肖老师就跑出来敲门,说“你怎么不起来,大家都起来了”,我就起来了。跟着大家躲到院子里,后来没事了。那一天国务院机关警卫连有人吓得从二楼跳下去了,腿都摔折了。
    在这一轮紧张之后,我们买好票到了天津图书馆。在天津图书馆我们见到一个叫“夏放”的搞复印的老同志(他的名字特别好记,跟下乡时候的“下放”同音,所以我总记得他的名字)。
    他说你们在这个时候来,什么也干不成。我们就问为啥呢?他说又地震了,复印机都藏在一个角落里面,盖起来了,那个书架还震塌了,倒了,还不知道机子被压坏了没有。其实在那种情况下,对方也没心思接待我们。所以我们第二次登门学习又无功而返,只好折回北京,辗转回了长沙。
   
    在实践中摸索学习
    后来就只能靠自己摸索,反复研究那三本全英文的说明书。反正我文化基础也不太好,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太可惜了,1966年的老三届,而且还是初中老三届的学生。三本英文的说明书都得靠自己慢慢啃,要学会操作,还要学会处理机器故障,这对我来说,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
    摸索学习基本操作,还算简单。后来机器印刷的质量不好了,有底灰了,需要清扫。这是第一台进口机子,大家都没接触过,找谁都不能解决问题,我们只能一边赶任务一边摸索。当时的那个老馆(现为省少儿馆)书库,不对读者开放。我和复印设备在三楼,有时候还要到楼下去接读者要复印的资料,复印完又送下去,经常很累。
    1976年,湖南图书馆正式开始复印业务。当时我们的复印业务,来得最多的是国防科大图书馆。他们想得远,把那些很要紧的书,一本一本的都复印了,印了以后我们馆里就帮他们装订好。然后那个时候省志工作刚启动不久,全省就我们馆一台进口复印机,外单位需要复印,都要来我们馆。当时省志编撰组经常到图书馆查资料,很多书都要整本复印,任务很紧,还要保证质量。我们也是抱着很强的责任心,尽量把这些服务工作做好。
   
    “科学的春天”之后未被安排下乡
    后来就开了一个“科学的春天”【2】,北京开过之后,湖南也开,上面就有要我们下乡的意思。开湖南省科研会的时候,还没有说这个事情,但是已经有这个风向,因为我们那批人参加工作是没有下农村的。那时候我们65个讲解员,都是从长沙市的4个女子中学招的女孩子,被解放军招到展览馆,即林彪搞的“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”宣传毛泽东思想(当时省会都有一个这样的展览馆),实行军事化管理,就没下乡。
    当时有个号召说要下农村去锻炼,每个单位都要抽人,最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这种没下乡锻炼过的人。当时中南工大、湖大那些学校的教授查资料,有什么东西要复印都是到湖南图书馆来,都是我接待。我就跟这些教授说,我要准备下乡了,这里可能要关门半年,当时我只是想告诉一下他们这个消息。后来那些教授,就在科技大会上提意见,说图书馆就是要为科研服务,复印室不能关门。这个意见反映后,上面就没安排我去下乡,换了另外一个同志去了。
   
    湖南省复印工作的“合作化”实践和交流
    后来慢慢发展了,省科技厅情报所进了第二台复印机,再后来国产复印机也有了,湖南大学图书馆就买了一台国产的。
    当时省科委有一个工程师叫王毅章,他就是搞复印的。那时候日本人在广州办培训班,省计委就通知我,安排我和科委的王毅章一起到广州参加那个培训,这样我就有幸接触到其他省搞复印的同志。当时湖大有一个姓田的老师她是搞国产复印机的,很爱钻研,有时就到图书馆来找我取经,后来我们这些搞复印的人慢慢相熟了,建立了稳定的联系。
    到1980年代初期,长沙的很多单位,像银行啊,出版社啊、出版局啊,陆续都普及了进口复印机了。我们就通过湖南省图书馆学会,把这些搞复印的人组织起来,像协会一样,每月组织活动,交流经验和心得。像湖南医学院图书馆、国防科大图书馆、中南工大图书馆都参加了,人多的时候达30、40个人。我们以合作化的形式,哪个单位复印机有问题,田老师、我,还有情报所一个姓王的女老师,轮流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各单位帮他们修复印机。我们在各单位认识好多人,大家关系也很好,有问题就互相帮忙解决问题。
    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,老师讲课、下面提问,每个单位遇到具体的问题都可以在会上交流,回去以后各自能解决各自的问题,然后我们还写论文。我们去修复印机,各个单位会给一点报酬,我们年底交给省学会。学会也很高兴,不要我们的钱,让我们自己留着搞活动什么的。我们这群人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化的形式,推动了湖南的复印工作。
   
    从复印工作到缩微业务的转型
    1984年之前,我的工作主要在复印方面,复印这一摊就是这样搞起来了。后来刘微进来了,成了我的徒弟。她来了以后,因为我自己以前的工作背景,对搞照相还是念念不忘,觉得这项工作应该要搞起来。
    我在展览馆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好的老师,有的现在已经去世了,他们很热心的培养我们。其中有一个老师到现在我还联系,他已经80多岁了,原来是外交部的,文化革命期间下放到湖南来了,先是在干校,1972年调到了省展览馆。他是搞摄影的,到我们这里来搞摄影,人特别好,见的世面多,1974年我调到湖南图书馆的时候,一直跟他保持着联系,一直到现在。
    当时他就跟我讲,国外有搞那种微缩照相什么的,就让我了解到了这个技术,就很想把这个技术引到图书馆来。后来我就注意收集缩微技术方面的信息,也有机会到广交会去,对技术动态有一定的了解。到了1978至1979年的时候,我就向馆里打报告,希望能够进口这样的设备。
    那时候我们向省计委申请这些设备,说图书馆要为科研服务,需要这些科研设备和器材,就这么把他们说服了,就给我们批了指标。但是当时我们的老馆长胡学广也很支持这块的工作,我们要什么经费他都批,然后文化厅也批,然后到省计委也批,反正一路都很畅通。就这样,我们先进口了一台柯达的MRD2,就是缩微拍照机,然后还买了一台哈苏的照相机,哈苏的照相机那时候价格就是一万九,相当于一台丰田的小汽车了。
    那时候馆里也买了一台汽车,我抱了照相机坐车下乡,他们就说“要重点保护相机,比我的车还贵呢。”1981年的时候,我们通过省图书馆学会组织省内搞复印的同志到上海,北京、天津等地的图书馆去参观,期间我顺便了解了缩微的情况,心里就有底了。下一步就准备进口冲洗等设备了。
   
    湘图缩微工作启动
    到了1982年,文化部下通知,要了解各馆的缩微设备,当时我们馆已经有了,所以我们就顺理成章参加了北京的会议。根据周总理“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进行抢救”的指示,全国的缩微工作正式启动。因为我们有设备,缩微工作就走在了前面。在这次的北京会议上,我又认识好多缩微领域的专家,见了世面,把这个工作就搞起来了。
    后来缩微一系列的会议,我年年都参加。1983年,文化部计划办缩微培训班。1984年4月,第一期缩微培训班在北京举办,为期三个月,从4月初到6月底才结束。这次培训后来被我们戏称为“黄埔一期”,各馆都去了人,我在那当班长,馆里同去的还有刘微和彭奇夫。
    本来文化部图书馆司准备让我去日本参加培训的,为期半年,我好高兴。但是后来很遗憾,当时我已经满34岁了,图书馆司的人对我说“小周,很遗憾不要女的,你去不了了。”但是1984年3月份,还是安排我去日本学习考察,参加了一个短期培训。当时只有我一个女同志,最年轻,其他的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师。那次赴日考察,是分两批去的,第一批有辽宁馆,吉林馆,然后文化部图书馆司派了一个处长带队。他们去了回来,第二天我们就出发,这批有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,湖南图书馆,也是图书馆司的一个处长同去。第一批去的人有吴建中,就是现在的上海图书馆馆长,我们第二批去的时候,吴建中又去给我们当翻译,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。
    我们3月份去日本,8天后回来,第一期缩微培训班就开学了。从北京学习回来后,我们就着手馆里面的缩微工作,当时正值新馆搬迁,馆里很重视,从文化部图书馆司开始抓缩微工作以来,我们是第一批配设备的馆。
    1983年文化部分配缩微设备的会,在成都开,我去参加了。缩微工作,是落实周总理生前的指示,对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的工作。当时说图书馆的现代化就像飞机的两个翅膀,一个是计算机,一个是缩微。但是那个时候计算机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,缩微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,后来就轰轰烈烈搞起来了。按道理全国有很多文献都要抢救,档案等各个系统都有。
    国家缩微中心凝聚各省之力,在图书馆系统把缩微工作任务进行分解,统一布局,分工协作。缩微抢救的资料以1949年为界,优先对建国前的报纸、期刊、古籍善本进行缩微抢救。后来又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平装书的缩微工作,此项工作一直延续要现在。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就是搞线装书、古籍善本,善本要上全国联合目录,各个馆都要报年度计划,国家中心统一协调下任务。
   
    万事开头难
    缩微工作要抢救的报纸指的是各省主要的报纸。那个时候报纸补缺要全国各地跑,中宣部、国家图书馆要接待各省的人,各省馆之间也相互提供方便。像辽宁、吉林,我们就跑去了,把我们馆缺藏的报纸、期刊借回来缩微复制。广州图书馆、四川图书馆,他们也跑到我们湖南馆来,借了大量的东西回去。后来我们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外借文献的归还和催还,每年因此要出好多次差。当时我们馆成立了一个整理组,我们是属于拍摄组,负责技术这一摊,整理组隶属于历史文献部。后来慢慢的,拍摄组和整理组就合到了一个部门。
    万事开头难,缩微工作也是如此。馆领导很重视,搬迁新馆后,领导们专门开会研究,把我们安排在哪里。开始是说安排在四楼北面,给一块很大的地方。我说要保证供水,水供不上去,冲胶片什么东西没有水,是不行的(以前那个楼一高,水压就跟不上)。最后研究来研究去,就定在如今的4栋宿舍一楼100多平方的房子搞缩微。
    办公地点选好后,房子的装修也是个问题。考虑到暗房有时候不能透光,按照我们的要求,窗子都是全封闭的,地上刷了涂料,墙上贴的都是那种绿颜色的花布,水电供应和其他配套设施都齐全。
    当时我们的整理组就是在4楼的历史文献部,他们按要求整理出一盒盒报纸,我们就把它运到缩微室拍,拍了以后冲洗完要检查质量。当时我们馆的缩微工作抓的很好,表现积极,进度也很快,工作都是走在前面的。但是很遗憾,我们的质量的标准把握得不是很好,算不上拔尖。
   
    缩微工作的质量控制
    缩微胶卷的检查很费眼睛,做这个事情人要很负责,要一排一排的看,不能有差错,不能有遗漏,不能夹着页码,漏一两张,都要补拍的。要是有接头,优等品就没有了。那个冲洗密度都要一致,曝光要均匀。那些旧文献,有的发黄,黄得发黑,有的是很白,反差很大;有的印的字迹很显,有些则很淡,总之有很多原因可以影响到缩微拍摄的质量。刚开始没有测光的东西,这些都要靠人的经验,很认真的去把握它。不同的区域,需要很高的技术要求,人必须要很细心,不能分心,但有时候这方面做得不够。
    当时整理组和拍摄组分属两个地方。整理工作,也出不得一点差错。比如说哪里缺了个页,你要给我夹个条子提示一下,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如果整理的人不夹条子,拍的人不知道,拍完一检查,发现缺了页,到底是缺页还是漏拍都说不清。而且对漏拍的内容进行补拍,也会耗费人力。所以不管是拍摄的人还是整理的人,都要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较强的责任心,这些都是关系到缩微质量的关键因素。
   
    缩微创收的努力
    缩微工作开展几年后,压力很大,每到年底都要赶任务。为了把缩微工作搞好,让领导更重视我们这个工作,我们后来也想了办法,就是想办法创收。我们就利用这些设备,1995年开始与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合作,提供缩微家谱资料,为馆里创造外汇。后来,又接受来自社会的文献缩微订单,规模比较大的是1996年开始给附二医院和附一医院拍病案,冲拷贝、做拷贝,这些工作,也给馆里面创造了一些收益。
    1996年,缩微组办公地搬到了现在阅览大楼的三楼。之前,缩微组一直是在现在的四栋宿舍楼一楼办公。搬到那里也是馆里面很重视,说来也很有意思。当时我们馆的对外关系处得都很好,到北京去争取资金装修房子,我们开口要6万,上面就批了6万。我说“真的给我们?”对方说“怎么了,后悔了吧?后悔没多要一点?”其实,当时我想的申请6万,他能批3万给我们,就很不错了。哪知道他们答应的这么爽快,就一下后悔没多要点。
   
    工作的新老交替
    缩微工作本身对人员有一定的要求,要一些悟性和灵感。1980年代我看中的两个人,馆里面没给我,一个是现在当了省少儿馆书记的杨柳,还有一个是罗晓初。那时候我特别看中他俩,说到我们这来搞缩微就好了。他们没有当我的徒弟,但是杨柳到现在还称我周老师、周师傅。
    在快要退休那几年,我很想给馆里添加扫描、数字化的这一套设备,我一直在了解,后来交给刘微了。2001年,我已经50出头了,为了缩微工作后继有人,能够把这个工作很好的搞起来,我就主动不当主任了。领导那时候就到我家里找我谈话,谈到晚上转钟,馆里不放心,好像怕我是口是心非,我说我说到做到,即使不当这个主任,一样能好好干活,而且我能够配合领导搞好这个工作。而且当时我真的觉得应该把这个工作交下来。
    如果我不交,我们要跟保管部合并。那个时候寻霖是历史文献部的主任,我们那时候就叫缩微部。1992年的时候,缩微部还叫技术部,计算机一摊子事也归口在技术部管理,当时我是副主任。有一天,我在北京出差开会,程亚男打个电话告诉我,说技术部准备由你一个人来挑,我说那怎么行呢?
    最后来找我谈话的领导说,我代表党委向你表示敬意。我退休后,缩微数字化的东西就在刘微手上发展起来了。但是本馆的这些东西没有搞数字化,主要是向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提供家谱数字化产品。
   
    读书的体会
    文化大革命让我们没有读成书,其实我还是很想读书的。所以后来业余学外语,学业务,只要有地方学我就很愿意去专门去。后来我读了一个湘大的函授图书馆专业,但我仍不甘心。那时学风不大好,考试的时候舞弊特别严重。当时我在那些班,年龄算大的。有时候考试,那些地市图书馆的好多学员把手伸给我,我说干什么?他们说把答案给我,我真的不好意思。有一次考试,我的作为排在在最前面,我就很高兴,心想终于可以不理任何人。反正我觉得我是真功夫,考试就凭真实成绩。虽然我通常打不到80分,一般是70多分,但是我很心安理得。后来有次要评优秀学员,他们就说评我,老师说优秀学员要求成绩在80分以上,我说算了算了,这些不重要。
    函授3年毕业以后,我想继续去学外语,专升本的这种。学校那边说你原来不是学的外语,必须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,我一想自己已经40多岁了,没了信心,就报了那个党校的函授经济专业,读了几年拿到了本科文凭。
    读书和不读书差别很大,这是我的体会。读了书,你看问题的话视野开阔了,考虑问题不同了,就没有那么狭隘。你不读书,有时候难免沾沾自喜,觉得自己好像还行。我要不是年纪大了,肯定要读研,但是我这一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
    后来我在馆里工作,只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我都蛮欣赏。有一个湘大毕业的男孩子叫黄勇,大家都知道,很不错,很优秀,搞计算机。后来我就想要他搞复印机的修理,1995年有次开那种培训班,我就把他带去了。但是他的岳丈是湘大的外语系的一个教授,他老婆也是学外语的,后来他爱人两姐妹都要考研到北京去,所以他岳父也要求他考研到北京去了。
   
    缩微工作应坚持下去
    2000年我去了台湾,搞那个缩微学术交流,他们那个国家档案馆,也叫档案馆,保存了蒋经国、蒋介石他们的一些手稿,那个库房我们也进去看了。他们的条件真好,24小时恒温恒湿。当时他们的数字化已经很成熟了,像蒋经国的一些照片什么,都完成了数字化,电脑里面一调就出来了,非常方便。回来后,就很想把我们图书馆也做成这样的。
    缩微现在看来慢慢的退出市场了,但是它的保存胶片要控制恒温恒湿的话,它能够保存500年,这都是做过实验的。数字化工作是个趋势,这个缩微也不能萎缩,它对保存那些珍贵文献还是非常有好处的。缩微胶片的母片要保存好。拷贝的东西,只要母片还在,还可以继续拷。你像现在拍的电影好多历史资料,历史胶片,电影档案,只要把它调出来拷贝,它就可以往后延,传下去。
    像我们馆的那些古籍、善本,好多都非常有特色。有的是孤本、珍本,这些东西,你好不容易花了那么多心血,辛辛苦苦搞了这么多年,拍成了缩微胶卷,还是应该好好保存下去,一旦毁了就白干了。数字化工作固然重要,但是缩微这些工作还是要持续下去。

注释:
【1】用“五七”这两个数字来为一条“道路”命名,源于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的一封信。那封信的大意是说,各行各业都要适当跨行业经营,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。他的本意在于消除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分工的界限,消灭商品制,逐步实现平均主义的理想。可是,“五七道路”的含义却不是这样,凡是被指定要走“五七道路”的人,要么是去所谓“五七干校”长期参加生产劳动,并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;要么是把户口直接迁到农村去,由原来的干部编制改为既不是干部又不是农民的所谓“五七战士”。
【2】1978年3月,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,中国科技事业开始全面复苏,那次会议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科学的春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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