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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湘人物世家现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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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12-21 16:44:42 |显示全部楼层
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经济的发展,全国各地竞相重修志书。这一“工程”已于20世纪末进入尾声。与此同时,各姓氏重修家(族)谱之事,也悄然而起,渐次公开,方兴未艾。第三种情况是各地史志办或政协牵头,编纂当地名人录。笔者曾征集到常德、邵阳、永州、溆浦、会同等地编写的人物工具书,而湖南图书馆也编有《当代湖南人名辞典》。邵阳市松坡图书馆也编写了《邵阳名人录》。临澧县图书馆则编写了《临澧名人录》等。

本文则试图从第四种情况入手,探讨一些暂时还“冒得书对”的现象。

杨氏一脉 霜重情浓

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,造成了“女不入(族)谱”的偏颇。故而,就连一些历史上名闻遐迩的女杰英雌,在族谱中也仅以“配××氏”敷衍之,不及该族中无所作为者之有完整姓名全称(字号、别名)和来龙去脉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,这种重男轻女的现象必然演变。

笔者因在湖南省图书馆名人资料中心从事图书资料征集工作的缘故,如同看到了月球背面一般,注视到男性世界阴影后的一些闪光点。为与“族”区别开,姑妄称之为“脉”,代指由母系血脉所系的一些姑表姐妹中的优秀人物。

本段“杨氏一脉”计有杨璠(母)、成之凡、成幼殊(女)和杨静远、杨安详(侄女)。杨璠(致殊)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,是该校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,聪慧美貌,口才尤好,有“话匣子”之称。后与其夫成舍我(著名报人)一起创办了北平《世界日报》《世界晚报》和南京《民生报》。1926年,军阀张宗昌以“赤化通匪”之罪名密捕成舍我,按惯例当晚即要“正法”。杨璠不顾自身安危只身闯荡,营救其夫,显示了湘女不畏强权的胆略和刚强。


成舍我

成之凡,湖南湘乡人,成舍我之女,1928年生,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,1951年定居法国,1953年入籍,是巴黎音乐学院作曲家、教授,法国“神圣沙龙”委员,欧洲“成道协会”创会主席,以及在欧华人及其各国友好互助协会主席。笔者多年前在电视中曾见过她身着玄黑褂,粉红裙子,足登红缕鞋,头挽青云的道家装束。惟觉她属于另外一个时空区,做梦都不会想过会于她有“第×类接触”。后来,成幼殊向我提供了她的地址。我也犹豫再三。


成之凡

“征集”就是不花钱讨书,我自嘲为“文乞公”。我的工作对象皆为名流。我工作的方式主要是写信,遍及海内外。我与名人大都从未谋面,对其性格、习惯、好恶甚至一无所知。因而,难免十投九空,劳而无功,效率甚低。

2001年3月,我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给成之凡写信时,并未指望有何反应。这位三度竞选总统的三湘奇女与我距离遥远,地位悬殊。何况,在这“东风(吹)后”时代,现在世界上谁也不信谁。所以,在发信后不久,从办公室电话中传来湘乡口音问我是否给成之凡写过信时,我一下懵了,还以为出了纰漏。当我得知是成之凡给我发来了传真,称“远来飞鸿,令人惊喜”时,我亦为之惊喜,而且她从第二封信就将打印改为手写了。12月16日她在第五封来信中写道:“喜欣……依然使用正楷直排汉字,美观大方,通达海外,令人敬佩……文件资料将于明日垂寄湖南图书馆。”次日,又收到成幼殊从北京托人带来的成之凡作品《水神和影子之恋》(CD),以及有介绍她的文章的书《挑战密特朗》。这位第四次竞选法国总统的湘女该有多忙哪!她以一种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精神,为海外华人做先驱,争取应有的地位和权利。她认为,参加竞选有助于推广中国哲学思想,促进世界大同。成之凡这种事无巨细、事必亲躬的作风令我感佩有加,敬意陡增。

未曾“投挑”而得“报李”,这件事半功倍的联络、征集事宜,使我在千年之交的2000—2001年的反复尝试得到了最有力的验证。我可以有把握地说:这是母系遗传基因作用的结果。因为按时序而言,成之凡是我飞鸿神交的“杨氏一脉”中压轴人物。此前尚有:杨静远,原为中国社科院外交所编审。她多年一直寄赠译、著《马克思传》《斯拉维支小说集》等十多部给我馆。笔者1999年接手联络工作,2000年年初才从她寄来的《咸宁干校一千天》中获悉她是著名作家“珞珈三才女”之一的袁昌英的女儿,并得知她是成之凡的表姐。杨静远在复信中告知:我家还有一位杰出的女外交官。

成幼殊,曾任我国驻印度、丹麦及联合国的高级外交官。接到我的信后,她迅速作复,寄来了《哥本哈根大学》等译、著,还敦促其弟成思危(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)给我馆寄赠其著作,并向访京的(同父异母)妹妹成嘉玲、成露西建议,将成舍我先生的资料送给我馆保存……。

杨安详,美籍学人,民国时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英语系。杨静远向笔者介绍她这位堂姐著述颇丰。我给安详去信,她设法从其海内外亲友处索回其作品十多种,一一寄赠给我馆。这位在他乡异国从不言输,敢为人先的长者,在给我这后进、晚辈的来信中,却兼称自己“中文程度只在小学和初中”,“虽然当了退休的老师,但是决不当退休的学生”。令我颇受启迪和教益。

俗话说:“外甥多似舅,侄女像姑妈”。杨安详、杨静远这两位外貌清秀,看似文弱的才女,在关键时刻都像其姑妈般敢作敢为(参阅杨静远《写给恋人》;杨安详《一九四九那一年》《中国家庭在美国》等著作)。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,这几位女士共同的特点是真诚、热情、乐于助人,都有浓郁的家乡情结,我给这四位女士(凡、殊、详、静)写信,她们都是每信必复,有求必应,令人欣喜过望。

英伦谚语说:“屋顶有霜,并不意味着炉中无火。”笔者仿陈毅诗赞赏上述四人“霜重情愈浓”,以深表对他们的崇敬。

名门之后 屡世不斩

李青崖(1884—1969),湖南湘阴人,著名翻译家,复旦大学教授。新中国成立之初陈毅市长邀他出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、上海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。李青崖是名门之后,其高祖李星沅曾任两江总督,为官清廉,有循吏之称(见《清史稿·李星沅列传》)。苏州沧浪亭勒石纪其生平及画像,迄今犹存。叔曾祖李辅堂做过浙江藩台,杭州西泠印社有其石刻手译。祖父李幼梅,为杭嘉湖道台,在任时致力于修整海塘(堤),保民安全。青崖从小和祖父生活在一起,李幼梅服膺清初颜、李两家学说,注意实践的事功,谋求自强之道,也注意文艺,是为名流新派知识分子。青崖从小耳濡目染、受益终身。他1912年自比利时学成归国后,曾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,当时毛泽东是一师学生。20年代初,赴法勤工俭学之风渐入湖湘,长沙蔡和森、徐特立、蔡畅等热烈响应。李青崖亦大力支持。他以自家园林芋园的花厅开办留法预备班,亲自为数十名预备生授课。


李青崖

1998年年初,青崖次子李度,托人捎口信给我馆,有意将其父译著的“文革”后新版本赠予我馆。我经馆长同意后,当即打长途电话至上海李宅,与李度通话,谈及自己五六十年代曾拜读《三个火枪手》《莫泊桑中短篇小说》等书的感受,随后将自己写的《三湘英才的真实记录———记湖南名人资料中心》(载1997年《湖南经济报》)交给他。李度颇被打动,将拙文复印了分别寄给他在美、加、泰国旅居的亲属。当年他就寄来了一纸箱李青崖译著新版本。

笔者虽然从1997年10月才参与名人资料征集工作,但认识到与这些名人或后裔的联络应保持连续性,不能搞“一锤子买卖”短期行为,更不能过河拆桥。这是关系到个人职业道德和本馆对外形象的问题。所以,从1998年至2000年,我都给李度寄了贺岁卡。隔年才从美国回上海小住的李度,在他“望族公寓”住所私人信箱中看到了积压甚久的贺卡,2001年也给我回寄了贺卡,并在随后的来函中表示,要将其父译著手稿和版本寄回家乡,交我馆保存。

别看一张小小贺卡,有些人可能不屑一顾,但对一些有教养的人而言,则是“来而无回,非礼也”。谭盾的父亲谭相求先生曾对我说过:“他们那些(诸如熊小鸽等)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人,能给你个电话就不错了,表示他还记得你。他们哪有时间来和你聊天、吃饭?”西人就连亲友间,很多也只是互发圣诞卡。

这几个月来,李度经多番努力,从上海译文出版社索回《三个火枪手》的译稿寄给了我们: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上海图书馆复印了几种“李译”版本;还从散居海外的李氏后人手里集中了一些“家传”的(如有几册《莫泊桑……》扉页就写着“度儿惠存青翁×年×月”)。李度在这批珍贵的“李译”版本书(共28种)清单前写道:“……有些已是70余年前出版的,需要修补装订,请代劳,费用可由我们奉还。”使我对他更添敬重。当天,我给即将去国返美的李度打了长途,告诉他已收到赠书,并问他“高寿”?“八十三岁。”听着千里之外传来洪亮的声音,我由衷祝愿他“寿比南岳,出入平安”(他说要到翌年冬天才回沪过年)。

李度的女儿,现中国科技大学高能加速器实验室工作,她也给我写信、寄书。

李氏家族中还有李星沅五世孙、民盟烟台市副主委李崧峻给我馆寄来了他精心收藏编写的《长沙芋园翰墨珍闻》一书。

有两种说法:“富不过三代”和“名门之后,屡世不斩”。我以为,前者大约为富不仁、子孙不肖,才坐吃山空;而后者以诗书礼义作为家风家传,重义轻利的品德能代代传承,才使其后绵延不绝,人才辈出。李氏一门当属后者。从他们身上我感到了湖湘文化之厚积。

芝麻开花 凤凰黄家

湘西凤凰这“边城”,民初出了位总理熊希龄,接着又出了位文豪沈从文。若论资排辈,“硕果仅存”今年满91岁的则是名闻遐迩的“鬼才”黄永玉。


黄永玉

黄永玉称沈从文表叔。黄永玉的祖父曾随熊希龄飞出凤凰,步入京华。(参阅黄永玉《无愁河上浪荡汉子》,《芙蓉》1996年第3期起连载至20世纪末)

1996年5月,笔者首次拜访黄先生,带了一册《湖南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》送给他。次日上午,永玉先生即让他侄儿黄立到我馆来,欲购《凤凰厅续志》,却空手而归,因我馆仅有壹套,还是影印本。当天下午,我听说此事,并得知永玉先生的祖父是这本志书的编修者。后来,我请示馆方,复印了一套送给他家,现存凤凰黄宅。

永玉先生的父母,20世纪20年代分别为该县“新学”最高学堂男、女学校校长。两人思想进步,大革命时代险遭军阀逮捕。其父母当年为儿子订购的《时代漫画》《上海漫画》是他重要的知识和信息来源之一。不单使他知道“外面的世界真精彩”,那种幽然、风趣和辛辣的风格,对他性格的形成也不无影响。

黄永玉十几岁就只身闯荡闽南。在泉州开元寺,圆寂前的高僧弘一(李叔同)没有责怪他野性的唐突,还赠给他墨宝:“不为自己求安乐,但愿世人得离苦。”青年时代黄永玉的足迹遍及闽、赣、粤、港、台。他在行万里路的同时,读千卷书,这种从“幼学”时养成的泛读习惯,80多年间从未中断过。20世纪80年代,笔者曾从《光明日报》一个栏目中得知黄永玉当时在读钱钟书的《管锥篇》,便也借了来看,但觉非常艰深。笔者好歹也受过十七年正规教育,学的还是中文专业,犹觉望尘莫及,由此可见黄永玉国学功底之深厚。

相识、相知于高尔基式的社会大学,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黄永玉夫妇都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,但在20世纪50年代分别成就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和儿童文学家(夫人张梅溪当年著有《好猎人》《在森林中》和《绿色的回忆》等作品),其夫人还是一位功力不俗的画家(参阅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)。他俩不仅琴瑟和谐,而且家庭美满。一双儿女青胜于蓝,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其子黄黑蛮自意大利学成归国,在香港当了出版家,还是位“冷门”微型画家,其作品多次在国外获奖;女儿黄黑妮曾留学美国,现定居意大利佛罗伦萨,是位事业有成的雕塑家。黄永玉的弟弟黄永厚,也是位多次获奖的著名画家(参阅《湖南画报》2001年第二期及《书屋》杂志每期之封三(他是该刊特约“专栏画家”,现居北京郊区),黄氏一族有才艺、多才多艺者不止这5人,并以家庭“集优”之现象呈现。

黄永玉不会电脑。“不想学,亦不愿用。他不喜欢这种千篇一律、缺乏个性的东西,而宁愿手书。”这是他1999年11月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讲学时说的。他的儿女则不然,而是与时并进。就此而言,也是对父辈的超越。

我们这一代人,就像经历过千年、世纪之交替般,就像秒针跳过“二十”一样,亲身感受了突飞和渐进,从量变到质变,这个自然不过的必然趋势。其实,无论传统或现代,对未来而言,都是相对的。

湖南名人上述家族(脉)“集束”现象,笔者接融的只是挂一漏万。比如,刘揆一、刘道一兄弟,唐生智兄弟、唐生明,鲁涤平、鲁荡平兄弟;何凌汉、何绍基父子,曾国藩、曾纪泽父子,谭继洵、谭嗣同父子,谭钟麟、谭延闿,周凤九、周光召父子;欧阳中鹄、欧阳予倩祖孙,沈荩、沈其震祖孙等等,不一而足。还有湘潭黎氏八骏,浏阳黎氏三院士……笔者在“征书”过程中还征得近在长沙的左(宗棠)氏后人梁赐龙(左宗棠孙女婿)、梁小进父子近著《左宗棠》和《1938年长沙大火》等,陈运溶后人陈先枢的《湘城文史丛谈》和《长沙传统风俗大观》等数十册文史著作。笔者在与左(梁)、陈两家人物接触时,看到了他们“清贫乐”(乐于读书、作学问)的传统美德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,湖湘文化和人物才会延续至今,方兴未艾。

竹筷和香,都是中华文化的物产。如果把个人成才比喻成筷和香的话,家庭人才辈出、齐现的态势和力度,就更为可观、令人瞩目的了。真可谓:束香香火更旺、集筷筷韧难折。

笔者生于20世纪中叶,经历时代巨变,撰写此文时难免要带上时代的烙印:我仍然相信“世间一切事物中,人是决定的因素。”21世纪的湖湘人物一定能再造湖湘文化的辉煌。


来源:新湖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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